外銷瓷是中國明清時期重要的出口產(chǎn)品。那么，外銷瓷上紛繁復雜的紋樣到底是什么？是隨意為之還是有特定套路？正在廣州博物館展出的《瓷路相逢——清代外銷瓷上的中國情調(diào)與西方藝術》展，向觀眾展現(xiàn)了幾個世紀前“讀圖”時代的獨特魅力，那時遠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呢？除了商人游記和使團報告的文字記載，我們從18、19世紀的外銷瓷上找到了新的答案。
昂貴“定燒瓷”再現(xiàn)廣州重要地位
曾玲玲認為，外銷瓷不應該被單純地看做“中國制造”，它是中西方文化和藝術的結(jié)合。
例如，中國瓷器貿(mào)易之初，買方以各國東印度公司為主，除了批量購買中國生產(chǎn)的瓷器，也有一些特殊定制和來樣定做的瓷器，后來出現(xiàn)私人貿(mào)易的訂單，專為某個家族、個人或公司定做質(zhì)量上乘的瓷器，價格昂貴。在這個過程中，西方著名的港口、城市風光、重大歷史事件、神話故事、流行畫作、特殊設計圖案等傳入中國，生動地反映了中西文明的交流與融合。比如一件清乾隆廣彩描金徽章折枝花卉紋盤，盤中央繪制紐頓（Newton）和艾琳（Alleyne）家族聯(lián)姻的紋章。這是為巴巴多斯島主法官雷諾·艾琳的孫女結(jié)婚時專門定制的套裝餐具中的一件湯盤。巴巴多斯島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邊界處，曾為英屬殖民地，英國人在島上大力發(fā)展甘蔗種植業(yè)，艾琳家族在島上專營制糖，家境頗為豐厚。進一步辨識瓷盤中描繪的紋章，就可推斷男女雙方的家族情況和湯盤的燒制年代。例如，女方的紋章以小盾牌的形式置于男方紋章盾牌的中部，這說明女方無兄弟，是其家族紋章的繼承人，因此為了保持女方家族紋章的延續(xù)性，其后代將會同時繼承父母雙方的紋章。根據(jù)男女雙方的結(jié)婚時間，可以推斷出這件湯盤的燒制年份是1745年左右。
還有一種特殊的英國定燒瓷：在瓷器的邊緣繪制了對稱的兩座港口或貿(mào)易城市風光，這些港口和城市都是在18世紀中英貿(mào)易關系中具有極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如倫敦、普利茅斯、馬德拉斯、黃埔、廣州等。這種定燒瓷成為18世紀中英貿(mào)易歷史的重要見證，也成為200多年前廣州、黃埔港風貌的珍貴圖像資料。展覽展出了一件清乾隆廣彩描金徽章開光風景紋湯盤。盤中央為英國在印度的重要據(jù)點馬德拉斯港風景圖，邊沿繪有黃埔港和英國普利茅斯港景物，口沿上下繪有拉德伯恩的波爾家族紋章。這是為利物浦國會議員查爾斯·波爾燒制的，紋章上的燕子暗示他是波爾家族的第四子�！斑@是一位英國海軍將領的隨團藝術家設計的款式”，曾玲玲說，“說明了三個港口在中英貿(mào)易中的重要性。我們還找到了英國和美國的兩個重要的博物館所藏的一個同樣的瓷盤，邊沿分別繪制廣州港和倫敦港的城市風光。我們?nèi)绾涡麄鲝V州的重要性、廣州作為世界貿(mào)易大港的地位，都不如這些器物和圖像直觀，而且是通過外國人之口說出來的�！�
歐洲人盛贊中國瓷
“我們不可能看到更美的東西了，它是多么誘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國的產(chǎn)品�！边@是17世紀中國瓷器大批進入西方市場后，在歐洲流行的一首詩。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喜愛，不僅僅在于其精巧的材料性。事實上，每一種用來交換的貨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可以看作那個時代的“傳媒”。
廣州博物館陳列部主任曾玲玲說，“隨著外銷瓷貿(mào)易的發(fā)展，反映中國家庭生活、郊游、狩獵等休閑情景，中式家居及中式庭院、景德鎮(zhèn)御瓷廠、廣州十三行商館區(qū)等重要建筑，中國文學名著和神話故事人物等圖像紛紛被繪制在外銷瓷上。這些生動有趣、耐人尋味的圖像具有濃郁的中國情調(diào)，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社會的重要媒介，為他們提供了無限的遐想空間�！�
曾玲玲介紹，從明中后期開始，外銷青花瓷中出現(xiàn)了許多反映中國人生活場景的繪畫，比如嬰戲圖、仕女圖、狩獵圖等。到了清乾隆至道光年間，外銷歐美的廣彩瓷也出現(xiàn)了許多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清裝人物紋飾，西方人習慣稱之為“滿大人”。展覽中有一件展品是清乾隆時期的廣彩合家歡人物圖盤。圖中的主角是一位斜坐在云石之上的官員，氣定神閑地抽著旱煙，嘴角含笑地看著身側(cè)的兒童，兩位女子在照顧著孩子。遠處是樹木、綠地環(huán)繞的湖水，景致迷人。畫面描繪的是中國官宦之家家居生活的一個瞬間，從這些圖像當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國工匠的繪畫技藝，也可以看到其豐富的中國文化內(nèi)涵。
中國的山水畫圖像在外銷瓷中也很常見，尤以“梧桐山水”為最多。這類圖像“在審美情趣和繪畫風格上深受當時文人畫的影響，具有典型的中國風情”，曾玲玲說，“梧桐山水圖又被稱為‘柳亭圖’、‘石橋圖’，以流水小橋、行人小舟、梧桐柳樹、亭臺樓閣等元素為主，遠景重山疊嶂，一片水光山色，宛如一幅幅空靈、淡雅的中國山水畫”。這類圖像傳遞出來的信息，是中國人遠離喧囂、寧靜致遠的生活希冀。
中國工匠二次創(chuàng)作西方神話故事
而西方的神話故事圖案則是18世紀定燒瓷的一種特殊品種，是中國工匠采用歐洲繪畫技法，臨摹歐洲商人帶來的畫稿繪制。這種二次創(chuàng)作融入了中國工匠對西方神話的理解和創(chuàng)新。此次展出的《巴利斯的審判》大碗即是這類器物的典型之作。將之與西方同題材的油畫對比，可以看出在人物形象、畫面布局上高度的相似性，但從技法上看，能夠發(fā)現(xiàn)工匠們并不理解這一故事的來源，只是依樣畫葫蘆，畫中人物的角色和性格并不突出。但是工匠們模仿西方油畫的技法來處理畫面的明暗和遠近，表現(xiàn)人物的肌肉和服飾的皺褶的努力，是和中國傳統(tǒng)繪畫大為不同的。
又如清乾隆廣彩開窗西洋人物圖茶壺，壺身正中位置繪有一名半裸的貴婦氣定神閑地坐在靠椅上，旁邊一位少年仆人為她倒水洗腳。這件“沐足圖”的原型是Duflos Clande創(chuàng)作的銅版畫《洗浴》。
《西廂記》題材 最受西方喜愛
東西方文化在外銷瓷上的相互作用，既有純粹“技術”層面的，也有審美心理和需求方面的潛移默化，例如“刀馬人”。
“刀馬人”的繪制以清康熙時期為最盛。它是以刀（兵器）、馬（戰(zhàn)馬）、人（武士、戰(zhàn)將）三者為主題，描繪《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記載的戰(zhàn)爭場面的圖像。在清代的早期，這類圖樣與同時期歐洲社會處于戰(zhàn)爭和動亂時代的背景相吻合，暗合了歐洲人的消費心理和精神需求，因此受到關注和追捧，而在國內(nèi)反而比較少見。到了清中后期，外銷的廣彩瓷器也吸收借鑒了這類圖樣，但隨著時代變化，其對歐洲人的意義已經(jīng)有所不同了。
明末清初，是中國古典小說發(fā)展的高峰時期，幾大古典名著均在這一時期誕生，并隨著戲曲、小說的流行廣泛傳播。曾玲玲介紹，這些題材也大量運用在外銷瓷器裝飾上，特別以清初康雍乾三代為多。其中13世紀王實甫創(chuàng)作的《西廂記》最受歡迎。這或許是中國古典小說首次呈現(xiàn)在西方人面前，比文本的傳播要早。例如一件康熙年間的清華西廂記圖大盤，描繪的是“月下聽琴”的一幕。曾玲玲指出，在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中，“情”被賦予了極高的地位。正如大戲曲家馮夢龍所言“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huán)相生”。這種世俗愛情故事因為受到中國大眾的廣泛喜愛，被當作具有濃郁中國世俗情調(diào)的媒介大量遠舶西方。
另一類題材是神話故事。中國古代神話人物紋飾出現(xiàn)在瓷器上始見于魏晉時期，到清代已經(jīng)非常成熟，在外銷瓷中大量出現(xiàn)。其中特別以八仙題材最著名。它們滿足了西方消費者對中國古老文明的好奇心和獵奇感。
